我公公拉着我的手，浑浊的眼睛里，突然有了一丝光。

“淑英，”他叫我，声音干瘪得像秋天的落叶，“你回来了。”

淑英，是我婆婆的名字。

她已经去世五年了。

而我，是她儿媳妇，方卉。

我没纠正他。

他有阿尔茨海默症，记性好的时候，能叫对我名字；记性不好的时候，我就是他生命里出现过的任何一个女人——有时候是邻居张姐，有时候是他的小学老师，大多数时候，是我婆婆。

“嗯，我回来了。”我应着，把他攥着我那只湿乎乎的手，轻轻掰开。

“我饿了。”他说，像个孩子。

“饭做好了，在桌上。”

我扶着他走到饭桌前。四菜一汤，两荤两素。

他拿起筷子，第一筷子夹的不是他最爱吃的红烧肉，而是那盘青菜。

他把青菜颤巍巍地放进我碗里。

“淑英，”他说，“你胃不好，多吃点青菜。”

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
我婆婆生前胃一直不好。

他忘了全世界，却还记得这个。

我低头扒了一口饭，米饭混着青菜，还有没憋住的眼泪，一起咽了下去。

咸的，苦的。

我老公李波坐在我对面，头也不抬，只顾着玩手机，好像眼前这一切都跟他没关系——他爸不是他爸，我也不是他老婆。

我们这个家，在西安这座古城里，就像城墙根下的一捧尘埃。看起来还聚在一起，风一吹，就散了。

这样的日子，我过了三年。

三年前，我还是个外企白领，穿着高跟鞋出入高档写字楼；三年前，我公公还能一个人去公园遛弯、下棋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，加上阿尔茨海默症，把他彻底变成了一个需要人二十四小时看护的“老小孩”。

李波是独子，这个责任自然就落到了我们头上。他工作忙，要出差，要应酬，于是照顾公公的重担全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。

我辞了职，从方白领变成了方保姆。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着公公转，他什么时候吃饭、什么时候吃药、什么时候睡觉、什么时候拉屎，成了我人生最重要的KPI。

我的朋友圈，从下午茶和旅游照，变成了“老年痴呆护理小知识”和“高血压病人健康食谱”。朋友们渐渐地不再约我了，她们说：“方卉，你现在太没劲了。跟你聊天，都有一股老人味儿。”

是啊，我才三十五岁，却好像已经提前过上了六十岁的生活。

我不是没有怨过，尤其是在夜深人静，给公公洗完屎尿裤子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的时候。我看着旁边卧室里早已进入梦乡、鼾声如雷的李波，心里的怨就像一锅煮沸的水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

我嫁给他，图什么？图他长得帅？图他会说情话？都不是。我图的是那份安稳，是两个人能搭伙过日子，能在我累的时候给我搭把手。

可是，现在这双手，在哪里？

李波说，他要去北京出差一个月。

“那边有个大项目，很重要。”他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说。

我正在给公公喂药，公公不肯吃，把药吐得到处都是。我耐着性子哄他：“宝宝乖，吃了药，病就好了。”

李波看着我们，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：“你就不能让他自己吃吗？”

“他自己吃，能吃到鼻子里去。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“我走了，爸就辛苦你了。”他拉上行李箱的拉链。

“嗯。”我应了一声，连头都懒得抬。

他走到我身边想抱抱我，我躲开了：“我身上脏。”

他伸出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中：“那我走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他走了，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，隔绝了两个世界。

我看着手里那碗还没喂完的药和满地狼藉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。

我不是哭他走，是哭我自己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，而我的丈夫，就是那个给我递上判决书、然后转身离开的冷漠法官。

李波走了以后，公公的病情好像更重了。

他开始整夜整夜地不睡觉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嘴里不停地喊着“淑英”。

有一次，半夜三点，他跑到我房间把我推醒：“淑英，快起来，天亮了，要去赶集。”

我被他吓了一跳，睡意全无，只能爬起来陪着他在客厅里一圈一圈地“赶集”。

他还开始乱藏东西——我的手机、电视遥控器，甚至他自己的假牙。我每天都像在玩一场寻宝游戏。

最让我崩溃的是他开始往外跑。有一次，我只是去厨房接杯水的工夫，回来他就没影了。我疯了一样冲下楼，找遍整个小区都没找到，只能报了警。

警察调了监控，画面里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我的外套，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小区。我顺着他走的方向一路找，从天亮找到天黑，嗓子都喊哑了。

最后，我在一个离家五公里外的废弃公交车站找到了他。他蜷缩在长椅上，冻得瑟瑟发抖，看到我时咧开嘴笑了：“淑英，”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冷得像冰块的烤红薯，“给你。刚出炉的，热乎着呢。”

我抱着他，还有那个冰冷的红薯，坐在马路边上哭得像个傻子。

我给李波打电话，想骂他，想冲他吼，想问问他的心是不是石头做的。

电话接通了，那头很吵，有音乐声，有女人的笑声。

“喂，”李波的声音带着一丝酒意，“怎么了？”

我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。

“没什么。”我说，“爸……挺好的。就是有点想你了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我这忙着呢，先挂了。”

电话被挂断了。我听着里面的忙音，感觉自己的心也跟着死了。

我决定，等李波回来就跟他离婚。这日子，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

在我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，意外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旧木箱，是公公的东西。我找来锤子把锁砸开，里面没有金银财宝，只有一堆落了灰的旧照片和旧信件。

照片上是一个笑得很甜的扎着麻花辫的姑娘，很美。但我很确定她不是我婆婆——我婆婆是圆脸、单眼皮，这个姑娘是瓜子脸、双眼皮。

我翻开一张照片的背面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赠建国。淑英。一九八零年夏。

建国，是我公公的名字。

淑英……

我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。公公嘴里天天念叨的那个“淑英”，不是我婆婆，是另一个女人。

我颤抖着手打开那些信，信是那个叫淑英的姑娘写给我公公的：

“建国哥，我今天又梦到你了。我梦到我们一起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看星星。”

“建国哥，我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她说你们家太穷了，她要把我嫁给镇上的万元户。”

“建国哥，我不想嫁给他。你带我走吧，我们去哪里都行。”

“建国哥，我走了。不等你了。祝你娶一个城里的好姑娘，一生平安。”

信写得很短，但字里行间都是那个年代爱而不得的绝望和心碎。

在箱子最底下，我找到了一张发黄的结婚照，是我公公和我婆婆的。照片上，我公公穿着一身中山装，表情严肃，没有一丝笑意；我婆婆穿着红色的嫁衣，笑得很羞涩，也很幸福。可我却觉得那笑刺眼得很。

我突然有点可怜起我那个从未谋面的婆婆。她嫁给了一个心里装着别的女人的男人，还为他生儿育女、操劳了一辈子。她这一生，得到了什么？

我又想到了自己。我和她，又有什么区别？我们都嫁给了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，守着一个没有爱情的家，过着一种看似安稳、实则早已腐烂的生活。

这是我们王家女人的宿命吗？

我不信。

我把那张“淑英”的照片拍下来发给李波，问他：“这个女人是谁？”

他很久没有回。半夜，他打了电话过来。

“你在哪找到的？”他的声音很紧张。

“你别管。我就问你，她是谁？”

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。

“……是我爸以前的一个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”我冷笑，“朋友会给他写那种信？李波，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方卉，”他叫我的名字，“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你别再问了，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我说，“李波，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东西值得我再去维系了。但我想死个明白。这个女人，到底是谁？”

他又沉默了，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挂了。

“她叫王淑英。”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像从地底下传来的一样，又沉又闷，“她……是我的亲生母亲。”

我手里的电话差点掉在地上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“你说……什么？”

“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。”李波说，“我是王淑英的儿子。她当年嫁给了别人，生下了我。后来她生病去世了，我那个所谓的‘爹’就把我扔了。是我爸找到了我，把我抱了回来。他和我妈一起把我养大。这件事，除了他们俩，没人知道。我也是上了大学以后，无意中翻到这个箱子才知道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对你爸那么冷淡？”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他对我好，是因为他对我妈心怀愧疚。他把我当成了我妈的替代品，他看着我，就像在看着我妈。而我妈，我那个名义上的妈，她对我好是因为她爱我爸，她爱屋及乌。她这辈子，都在努力讨好一个不爱她的男人。我们这个家，从根上就是烂的。方卉，你明不明白？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。”

我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李波的冷漠、疏离、逃避，不是因为他不孝，是因为他无法面对——无法面对这个建立在愧疚、谎言和将就之上的畸形的家。

“还有一个问题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问出了那个最不敢问的问题，“你爸为什么会同意我们结婚？”

“他……很喜欢你。”

“只是因为他喜欢我吗？”

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死寂。

“方卉，”李波的声音带着一丝哀求，“别问了。”

我挂了电话，但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

我跑到镜子前看着自己：瓜子脸，双眼皮，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

我突然想起，我妈跟我说过，我长得很像我姨妈——我那个很早就去世了的、叫王淑英的姨妈。

李波回来了，提前结束了出差。

他回来那天，我正在给公公读那些淑英写给他的信，公公听得很认真，像个听话的小学生。

李波站在门口看着我们，眼神很复杂。

“我们离婚吧。”我看着他，平静地说。

他没有意外，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
“房子、车子、存款都给你，我净身出户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什么都不要。”我说，“我只想带我爸走。”

我指了指公公。

李波愣住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我要带咱爸走。”我重复了一遍。

“方卉，你疯了？他不是你爸！我们都离婚了！你没有义务再照顾他！”

“他是不是我爸，不重要。”我说，“重要的是，他现在只认得我。他把我当成了淑英，当成了他爱了一辈子、也愧疚了一辈子的女人。李波，这是他的命，或许也是我的命。我要替我那个素未谋面的姨妈，也替你那个可怜的妈，把这条路走完。我要让他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里，能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，能得到他一直想要的那份圆满。”

李波看着我，眼圈红了。这个一向坚强、冷漠的男人，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。他抱着我，一遍一遍地说着“对不起”。

我没有推开他。我知道，这句对不起，他憋了太久了——不只是对我，也是对他自己、对他爸妈、对他那个从未见过面的亲生母亲。

我们最终没有离婚，也没有再像夫妻一样生活。我们成了一种奇怪又亲密的盟友关系。

李波辞掉了北京的工作，回到了西安，在我们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子。他不再逃避，开始学着如何面对他那个既是养父、又是“情敌”的父亲。他会陪我一起带公公去医院，会笨拙地学着给他喂饭、擦身子。

有时候，公公清醒了，会拉着他的手叫他“小波”；有时候，公公糊涂了，会指着他对我喊：“淑英，快看，这孩子长得多像你。”

每当这时，我们三个人都沉默不语，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荒诞而又心酸的温情。

我知道，我们这个家永远都好不了了。它就像一碗早就熬坏了的中药，苦得让人难以下咽，但我们谁都没有把它倒掉。

我有时候会想，爱到底是什么？是淑英和我公公之间那种爱而不得的一辈子惦念？是我婆婆对我公公那种飞蛾扑火的一厢情愿？是我和李波之间这种被命运捆绑在一起的相濡以沫？

好像都是，也好像都不是。

或许，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，就在喝着一碗属于自己的孟婆汤。

喝了，就会忘了前尘往事，忘了那些爱恨情仇。

但总有那么一些人、一些事，像一撮不肯融化的盐，或者一块嚼不烂的姜，卡在你的喉咙里，让你永永远远都记得那种味道，记得你来这人间一趟，是如何在半生的尘埃里，苦苦挣扎，又苦苦相爱。